所有这些均因作家于艺术建构过程中的精心营造、奋力开拓，而成为当下历史文化散文中颇具个性的上乘之作。
在布满史迹的中华大地上，采撷那些尽管早已封冻于岁月长河，但却依然保持着启心或醒世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现象，生发为闳中而肆外的历史文化大散文，此乃本世纪九十年代散文创作的一大景观。在这一景观中，曾经以《清风白水》、《春宽梦窄》等多部散文集而享誉文坛的散文家王充闾，又一次担当了苦心孤诣、引领风骚的角色。近年来，他沿着散文应当有益于民族精神的成长、历史恰恰是人类走向未来不可或缺的鉴照和营养这样一种思路，将自己原本就融汇了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和丰富的古典书卷色彩的创作取向，直接同历史的反思与探索结合了起来，先后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散文海外版》、香港《大公报》等众多报刊，发表了一系列围绕名城古迹和历史烟云展开的散文篇章，并于不久前结为《面对历史的苍茫》一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所有这些均因作家于艺术建构过程中的精心营造、奋力开拓，而成为当下历史文化散文中颇具个性的上乘之作。
陈寅恪主张：治史要有所“发现”。也就是说，要在历史的观察中注入主体独特的目光，看到别人不曾看到的东西。今天的作家撰写历史文化散文，实际上是用文学的笔法治史，因此，它必须同样具备敏锐的“发现”意识。在这一方面，王充闾因为拥有多年修成的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力而显得睿目炯炯，卓尔不群。他笔下的若干篇章都相当自然地映现出对历史的别一种打量和解读。不妨以《土囊吟》和《文明的征服》为例。它们把笔墨主要洒在了金宋之间的一场较量上，其中既写了定国之初，金朝统治者由衷称羡、积极接纳、大力倡扬中原文化的开阔胸怀，又写了他们在充分享用中原文明的过程中，渐渐丧失固有优势的悲剧事实。于是，通篇作品不仅把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双向交流这一史家鲜有论及的重要问题，表现得充分而具体；而且还艺术地传递出属于作家特有的历史观：对于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而言，军事力量的强弱只产生表面的、暂时的作用，而文明程度的高下才具有本质的、最终的意义。《青山魂梦》由李白虽然不乏浪漫色彩，但终究未脱坎坷蹭蹬的生平经历品发成文。它梳理主人公的精神资源，分析其性格矛盾，阐释其生命价值，均不无新意，而其中将李白人生悲剧的根本点归结为希望以“士”的姿态合作于帝王、而当时的社会早已失去了“游士”阶层生存的条件这一主客观的严重错位，更是独具只眼，一矢中的，读来令人平添空谷足音之喜。诸如此类富有历史“发现”意识的作品，它们均以睿智的叙述而使作家的历史文化散文具备了一种沉甸甸的、启人深思与冥想的意涵。
对于充闾来说，撰写历史文化散文自然是一种历史的重温，然而却又不是在简单地抒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力求通过史海采珠，为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可靠的价值参照。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历史文化散文，大都潜含着自觉的“当下”立场，浮现出明确的时代印记。如《陈桥崖海须臾事》一文，是咏叹有宋一代兴衰际遇的。其中那有关朝野上下极度奢侈淫靡的揭示与否定，便不能说不包含了对今日世风的某种忧患，即使那从史实中引发出的有关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哲思，亦分明体现了现代人的认识高度。《存在与虚无》讲述了魏晋时期极度动乱的社会场景和文人们放任不羁的生存状态，旨在揭示时代与创作之间相当复杂的互动关系。如此话题，乍一看来离现实较远，但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它仍在一定程度上间接而曲折地启迪着当代文艺的环境调节和当代文人的自我塑造。《濠濮间想》、《采石江边》、《淹城访古》诸篇，尽管在记游中多有史实的钩沉，佚闻的打捞，传说的搜求，但其中渗透的那种对自由个性的肯定，对真正的生命价值的探究，对国家事与儿女情的沉思与褒贬，却最终与现代话语相通。显然，如此创作追求在为作品注入时代血色与活力的同时，又一次实证了西哲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就文体形态和艺术表现而言，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亦有自己的特点。这突出映示为：行为落墨、布局谋篇的斜出旁逸，无拘无束而又终不失法度，以及对诗文掌故、趣事佚闻的信手拈来，巧妙化用。它们无形中酿成了作品缤纷摇曳，挥洒自如的叙述风度，贻人以参错繁富之美。而这样一种恣肆潇洒的叙述风度之所以形成，说到底是作家自由宽松的创作心态和渊赡丰足的文化储备的天然外化。它告诉人们的依然是老道理：有如此之人方有如此之文。
如众所知，当今的历史文化散文领域，已有余秋雨、李元洛、夏坚勇、姜鸣等捧出了可喜的成果。同他们相比，充闾的作品也许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却分明是有个性的。譬如：同样以史为文，余秋雨旨在发掘历史中的文化，李元洛意在阐扬历史中的艺术，而充闾的兴趣更多集中于历史本身……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充闾先生应当把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持续下去，在不远的将来，推出一批更见才情的作品，从而与各位同道一起，把历史文化散文这一新兴文学样式，推向一个日趋成熟且又不断出新的理想境界，同时亦为久已尘封的历史，增添若干生命的绿意。
 |
